特征之一，政策市。市场唯政策是瞻。十多年来，每次市场重大的拐点及行情产生的背后，都打下了深刻的政策烙印，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影响中国股市最突出的因素仍然是政策的走向。我们注意到，无论新股发行速度、红筹股回归、股指期货的推出、货币政策出台以及国有股的减持比例、包括新基金发行节奏等都有可能成为政策调控股市的筹码。当此轮牛市股指不断攀上新高峰时，估值过高还不是市场最担心的，恐惧政策的打压才是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政策走向成了股市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改变了市场固有的运行规律，而大盘的变幻无常也都能从政策调控中找到最终解释，构成了“中国式牛市”的主要特征。政策不仅可以产生行情，而且能够制造拐点，同样也可以改变股市的运行节奏，加快或放慢行情的演变过程，由此引得不少市场人士热衷研究“政策底”，“政策底”逐步构成了市场股指运行的“脊梁”。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股市依然难以摆脱政策的调控阴影。中国股市常常处于一种既害怕政策调控，又离不开政策托底的矛盾心理，成为市场依赖自身调节功能逐步走向成熟的主要障碍。
特征之二，博弈市。股市是利益重新瓜分的场所。公司经过IPO后，一级市场的募资流入到了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中来，而二级市场如果不考虑分红派息，那么市场利益的重新瓜分仅能看成资本利得带来的一场“零和游戏”。统计显示，2006年1400多家上市公司赚取了3892亿元的净利润，但以0.3［%］的印花税计算的话，如果按2000亿元平均日交易量考虑，每年将有2880亿元收归国库，如券商平均佣金按0.2［%］计算，全年产生1920亿元佣金收入，两项之和共计4800亿元，已经超过了上市公司全部净利润达1000亿元之多，使得二级市场沦为了不折不扣的“零和游戏”。这场游戏的背后隐藏着管理层与市场、禁售股与流通股、机构与散户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这里边既包含政策与市场的较量，也有市场内部的结构性博弈。在这种博弈关系下，散户战胜市场的前提是先要战胜机构，机构战胜市场先要规避政策风险。“5·30”印花税的意外出台是此轮股市调整的导火索，从防范市场急剧上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来看，是管理层与市场的一次成功博弈。
特征之三，全民市。投资渠道狭窄使得股票投资成为居民投资的主要渠道。在社会保障没有健全的情况下，财富积累成了全民追逐的目标，而多年来居民储蓄的大幅增长反衬了人们对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费用不断增长以及未来通胀的担忧，资产增值成了人们摆脱贫困、追求资产安全的必然选择。而股市由于流动性强、投资门槛低、在人们意识中赚钱快成为国内居民致富的首选，上半年市场呈现了储蓄搬家、股市结构散户化的特征，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炒股运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但由于投资者缺乏对股市本质的认知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建立，上半年市场出现了低价股和垃圾股鸡犬升天状况，随后在5·30中引发了题材股、绩差股的一场暴跌，为投资者追逐短期财富敲响了警钟。
特征之四，过渡市。由于上市公司处于非流通股禁售期，市场步入了一个特殊阶段，这阶段上市公司成为自身市值增长的拥戴者。首先反映在因股权激励必须做出未来公司盈利或市值增长承诺。其次，大股东由过去的“掏空”转为“注入”，但由于“优质”资产的“注入”往往是一次性的，盈利持续增长缺乏相应的保障。第三，反映在上市公司既是投资对象又是市场参与者，上市公司热衷二级市场的股权投资，制造盈利轰动效应，从而有可能偏离原来主业，放大了公司经营风险。第四，大非寻找有利的套现机会进一步透支公司盈利。上市公司有可能制造短期盈利增长、拉高股价，透支未来，制造最佳出逃机会。过渡市加大了研究机构对市场趋势与公司盈利的预测难度。
特征之五，震荡市。其一，研究机构推介品种与观点高度趋同。由于研究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直接影响到市场主流资金流向，也容易成为市场助涨助跌的影响因素。其二，全民参与，散户机构一哄而上，行情发展与散户开户数高度相关。容易诱发市场的盲目跟风。其三，海外资金流入股市暗潮涌动，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其四，基金交叉持股增加了股市风险。尽管扎营绩优股与大盘蓝筹股，客观上可能起到了稳定市场作用，但由于交叉持股现象严重，一旦市场出现暴跌，持有人大量赎回，基金仍难以摆脱“囚徒困境”，有可能成为市场崩盘、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五，上市公司盈利波动加大。由于上市公司盈利不仅受经济本身影响，也受资产注入的影响，盈利出现大起大落可能性加大，加之在两税合并、新会计准则以及股权激励的背景下，迎来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虚假繁荣，相应地，基于盈利分析的基本面研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本质上看，“新兴加转轨”的国内证券市场造就了“中国式牛市”的主要特征，也不断引发价值估值争论的升级，加大了基本面研究的难度，放大了市场风险。“中国式牛市”特征提醒投资者股市是利益重新瓜分的场所，如果上市公司盈利增长难以为继，市场会沦为“零和游戏”，此外，基本面研究要特别注重政策走向研读，要充分认识全民参与带来的市场风险，理性对待过渡阶段上市公司盈利的非正常波动，从而防范股市高位震荡运行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