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he)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1政策目标2政策手段）

答：在我国，财政与银行信贷是国家从(cong)宏观上集中分配资金的两条(tiao)不同渠道，两者虽然都能对社会的总(zong)需求与总供给进行调节，但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xing)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作用(yong)是不可相互替代的。我们可以从以(yi)下几方面来看两者的不同作用。

(1)两者的作用机制(zhi)不同。财政是国家(jia)集中一部分GDP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xu)要，因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财政居于主导地位。财政直接参(can)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de)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xing)再分配。因此，财政可以从收入(ru)和支出两个方向上影响(xiang)社会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即财政收支的规模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的消费需求(qiu)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ding)了。比如，国家对个人征税，也(ye)就相应减少了个人的消(xiao)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对企业征(zheng)税或国家对企业拨(bo)款，也就减少或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需求(qiu)。银行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zhu)要渠道，这种对(dui)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can)加GDP的分配，而只是(shi)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ji)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zi)金是以有偿方式集中和使用的，主要(yao)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he)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yu)缺的调剂。这就决定了信贷主(zhu)要是通过信贷规模(mo)的伸缩影响消费(fei)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至于信贷(dai)收入(资金来源)虽然对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cheng)不能说没有影响，但这种(zhong)影响一定要通过信贷支出才能产生。比(bi)如，当社会消费需求与投(tou)资需求过旺时，银行采取各种措施多吸(xi)收企业、单位和个人(ren)的存款，这看起来是有(you)利于紧缩需求的，但(dan)如果贷款的规模不做相应的(de)压缩，就不可能起到紧缩需求的效(xiao)果。

(2)两者的作用(yong)方向不同。从消费需求的形成看，包(bao)括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fei)两个方面。社会(hui)消费需求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支出形(xing)成的，因而财政(zheng)在社会消费需求(qiu)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只要在财政支出中(zhong)对社会消费性支出做适当的压缩(suo)，减少公共部门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以立即(ji)见效，而银行信贷(dai)在这方面则显得无能为(wei)力。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则受到财政(zheng)、信贷两方面的影响。在个(ge)人所得税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财政(zheng)对个人消费需求(qiu)的形成是有直接影响的；而银(yin)行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he)监督以及现金投放(fang)的控制，间接地影响个人(ren)的消费需求。至于(yu)说银行对个人消费(fei)需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也主要是体(ti)现在城乡居民储蓄(xu)存款上。但居民储蓄存款毕(bi)竟可以随时提取(qu)，因而这种影响的力度就不(bu)像财政那样大。再从投资需求的(de)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xiang)再生产过程供应资金(jin)，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wo)国现行体制下，根据财政、银行在运用资金上无偿与有偿(chang)的不同特点，固定资产投资理应(ying)由财政供应资金，而(er)流动资金投资一般由银行供应(ying)资金。虽然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lai)源的不断扩大，银行(xing)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chan)投资贷款，但银行资(zi)金运用的重点仍是保证流动资金的供(gong)应和短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贷(dai)款。从这里也可看出，财政在(zai)形成投资需求方面的作用，主要是(shi)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he)理化，而银行的作用则主要(yao)在于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

(3)两者在膨胀和(he)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yong)不同。在经济生活中，有时会出现需求(qiu)不足、供给过剩(sheng)，有时又会出现需求过(guo)旺、供给短缺。这(zhe)种需求与供给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但(dan)从宏观经济看，主要是由财(cai)政与信贷分配引起的，而财政(zheng)与信贷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yong)又有区别。财政(zheng)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dan)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zhi)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neng)力，惟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中(zhong)央银行。因此，财政的扩张和紧缩(suo)效应一定要通过货币政策机制(zhi)的传导才能发生。比(bi)如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shi)，如果银行相应压缩(suo)或扩大信贷规模，完全可(ke)以抵消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只有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银行相应地扩大或收缩(suo)货币供给量，财政(zheng)的扩张或紧缩效(xiao)应才能真正发生(sheng)。问题不仅如此，银行自身还可以直接通过信(xin)贷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来起到扩张和紧(jin)缩需求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扩张或紧缩(suo)需求的“总闸门”。

正是由于财政与银行在消费需求与(yu)投资需求形成中有(you)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bi)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zheng)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bi)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ci)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diao)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yu)期的调控目标。

财(cai)政政策与货币政(zheng)策配合的不同政策组合。

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de)配合运用也就是膨胀性、紧缩性和中性(xing)三种类型政策的不同组合。现(xian)在我们从松紧搭配出(chu)发来分析财政政策与(yu)货币政策的不同(tong)组合效应。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huo)币政策，即所谓“双松”政策。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da)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song)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jin)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货币供给规模。显然，“双松”政策的结果，必然使社(she)会的总需求扩大(da)。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yong)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可以(yi)刺激经济的增长和扩大(da)就业，但却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feng)险。

(2)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bi)政策，即所谓“双紧”政策。紧(jin)的财政政策是指通(tong)过增加税收、削减(jian)政府支出规模来限(xian)制消费与投资，抑制社会的总(zong)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gao)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来压缩货币供(gong)给量。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di)遏止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但可(ke)能会带来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zhi)的后果。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huo)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hui)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chi)经济的适度增长。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就是(shi)在控制通货膨胀(zhang)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jing)济增长。但货币政策过松(song)，也难以制止通货膨胀。

(4)松的财政政(zheng)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松的(de)财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对克服经济(ji)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bi)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lu)。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shi)在保持经济适度增(zeng)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但长(chang)期运用这种政策组合(he)，会积累起巨额的财政赤字。

从以上几种政(zheng)策组合可以看到，所谓(wei)松与紧，实际上是财政与信贷在(zai)资金供应上的松与紧，也就是银根(gen)的松与紧。凡是使银根松动的措施，如(ru)减税、增加财政支出、降低(di)准备金率与利息率、扩大信贷规(gui)模等，都属于“松”的政策措(cuo)施；凡是抽紧银根(gen)的措施，如增税、减少(shao)财政支出、提高准备(bei)金率与利息率、压缩信贷(dai)规模等，都属于“紧”的政策措施(shi)。至于采取哪一种松紧搭配政策(ce)，则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xing)状况及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mu)标。一般来说，如果社会总需求(qiu)明显小于总供给，就应采取松的政策(ce)措施，以扩大社会的总需求；而如果(guo)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就应采取紧的政策措(cuo)施，以抑制社会总需求(qiu)的增长。

结合(he)实际谈谈我国目前正实施的财政政策和(he)货币政策具体含义和政(zheng)策背景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我国政府提出(chu)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shi)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hui)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shi)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de)。改革开放以来(lai)，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ru)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bu)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hong)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nan)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xian)“软着陆”之后(hou)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ji)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shi)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he)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kuai)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jing)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jie)、更为积极的促进(jin)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geng)加积极”或积极的财(cai)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zheng)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wen)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gai)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de)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gou)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xin)形势下扩大内需(xu)、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xu)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wei)结构调整最重要(yao)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gou)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bi)以往更加积极的作(zuo)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cha)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wen)题的日渐显现等原(yuan)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zheng)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ping)、保证社会稳定(ding)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shi)场机制和其它政(zheng)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jin)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cai)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hui)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yi)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ti)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jin)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xing)。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ji)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kuo)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zhong)政策特征和政策(ce)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de)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du)从紧财政政策大(da)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ti)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qu)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bing)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xing)。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guo)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zeng)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xiang)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xu)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shi)性的适度扩张政(zheng)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ji)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ke)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de)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yao)，就是扩大内需以(yi)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huo)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shou)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yu)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er)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jia)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you)较多“存差”，有(you)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yin)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de)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da)到扩展需求、刺激经(jing)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huan)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xu)另行考虑。

（二(er)）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shi)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wei)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huan)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gou)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kuang)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zheng)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li)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you)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shen)化的财政政策，即应(ying)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jian)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ce)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gai)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jin)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she)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de)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ji)极财政政策的运(yun)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yu)扩大财政对基础(chu)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qiu)为主旨，注重多(duo)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zheng)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ye)银行增发1000亿(yi)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shi)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de)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gang)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yang)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jiu)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kou)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ce)，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guo)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mu)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gui)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zhi)税，以此推动和增进(jin)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cai)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zheng)策取向的合理确定(ding)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mu)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you)劣，有着决定性的影(ying)响。在这方面，我国已(yi)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zheng)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qiu)做到下述几个“兼顾(gu)”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zheng)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ci)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zai)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duan)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zhi)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zai)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gong)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zhu)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jing)济——买方市场条(tiao)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shi)消费需求，有效需(xu)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zhu)要方面。刺激投(tou)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gao)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xu)求，它究竟能对经济(ji)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ze)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xin)形势下有助于扩(kuo)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xiao)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ba)握上，使总量的适(shi)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de)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he)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zong)量需求不足，而(er)是在经济体制、经济(ji)发展（增长）模式转轨(gui)时期，在已经成功实(shi)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le)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yao)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ai)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guo)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dian)和性质，即在体制转(zhuan)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shi)分突出、适应市场(chang)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hai)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shi)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kuo)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de)通货膨胀，加重结构(gou)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zhu)于当前经济的协调(diao)、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ji)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yi)及以此为基础的就(jiu)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duo)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de)掌握上，应把支持国(guo)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he)。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xu)要、发展可能及(ji)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hai)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jia)税收、解决就业问(wen)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kan)，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dui)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zeng)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er)，从实际情况看(kan)，非国有经济的发(fa)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xian)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xin)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ji)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de)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ce)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qiu)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ji)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jie)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chang)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fen)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chang)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kao)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de)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ce)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ce)选择，那就必然有一(yi)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zhe)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de)。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fou)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la)力”或“推力”的因素和(he)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shi)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zeng)长的局面，用其(qi)它的推力来加以替(ti)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jian)。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yin)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ge)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dai)。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ying)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ci)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qing)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gui)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ze)的措施很多，如有序(xu)推进银行的消费信(xin)贷；适当增加财政(zheng)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zhong)，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xing)支出数量；切实减轻(qing)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kai)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ding)基础，等等。

2、民间和(he)企业投资替代。社(she)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chu)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gong)，主要依靠国家财(cai)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zeng)加，就能为政府(fu)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shi)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guo)是存在很大潜力的(de)。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shui)负担，改变有些企(qi)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ye)投资潜力，就是(shi)一个十分可观的数(shu)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zheng)策得当，激活我(wo)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yong)机制，也是大有文章(zhang)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cai)政贴息、财政参股、财(cai)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fen)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ji)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fang)地产开发等方面的(de)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xiao)。

3、出口(kou)需求替代。虽然国(guo)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jiao)多，但通过深化我(wo)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jia)强结构调整，改善(shan)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li)等途径所能产生(sheng)的能量，也是不(bu)可低估的。在亚(ya)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yin)进外资方面所创(chuang)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xian)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ji)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huo)失败的可能性。其(qi)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yi)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xian)。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shi)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ce)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ji)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ji)个方面：

（1）积极(ji)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de)偏差。确定的政策(ce)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zheng)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biao)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hu)性，都会带来相应(ying)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ce)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xi)不充分、信息不对称(cheng)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cai)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neng)力也影响积极财政(zheng)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dang)，且政策工具之间(jian)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zhong)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er)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du)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guo)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zheng)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jie)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lun)的角度对积极财政(zheng)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xing)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zheng)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bi)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jian)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wei)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guo)了《国务院关于提(ti)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fa)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nian)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yi)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you)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yi)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jian)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ju)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guo)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nong)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lu)、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she)；城市环保和城市基(ji)础设施建设；建(jian)设500亿斤仓容的国(guo)家储备粮库；农(nong)村电网改造和建设(she)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ji)司法设施建设投(tou)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diao)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kou)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he)鼓励出口，决定继续(xu)实施积极的财政政(zheng)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xiang)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kuo)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gai)造。2000年，积极(ji)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bao)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guo)债，重点投向基础(chu)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xi)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zheng)策措施，保障城镇(zhen)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shi)进一步应用税收等(deng)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xiao)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de)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shi)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de)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zhai)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da)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she)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shi)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guo)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dong)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ge)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suan)）。2000年GDP增长速度(du)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ge)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xun)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wo)们不得不清醒地(di)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sheng)，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hai)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mei)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ji)性还没有充分调(diao)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chong)分挖掘出来；国(guo)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ben)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you)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ying)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ye)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dan)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jue)；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you)得到根本改变，经(jing)济与社会发展的(de)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zhan)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qu)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de)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cun)在一定程度的反(fan)差，这说明积极财(cai)政政策在其决策及(ji)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mian)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yuan)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ji)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min)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ci)，在分析经济增长速(su)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er)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zhe)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nei)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de)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shi)。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mian)，主要是通过增发(fa)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da)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gong)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jian)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zeng)长速度已经开始(shi)回升的情况下，我(wo)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zai)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lue)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hou)。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ji)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pian)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de)作用，没有摆正财(cai)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di)位和作用，致使财(cai)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jin)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zheng)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ping)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ji)倾斜，对其他所有制(zhi)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cai)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de)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xian)。第七，由于层(ceng)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zhai)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zi)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fan)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dui)策

1.在(zai)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shang)，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zeng)长转移到确保国(guo)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wei)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zheng)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xian)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zeng)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xin)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fang)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cai)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zhan)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xing)才有保证。在国民(min)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fang)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ye)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ye)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li)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he)理化、生态环境的(de)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xu)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zheng)政策实施的初期(qi)，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zheng)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zai)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cao)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fei)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chang)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chan)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kuai)，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shi)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ce)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wen)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dun)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lai)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cai)政政策的实施，我(wo)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zhai)率、债务依存度都已(yi)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ran)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shui)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jia)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neng)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guo)家及欧盟成员国所(suo)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guo)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zheng)确的。根据我国的经(jing)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dan)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de)超过30％，否则有(you)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guo)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de)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duo)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zhi)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ke)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xu)发展问题。因此，要(yao)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ji)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gong)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lai)。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zeng)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ye)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gou)逐步合理化，经济(ji)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xie)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zheng)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zhuan)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ju)的运用必须做出相(xiang)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sui)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yao)的，但国债发行规模(mo)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yu)GDP的增长速度，从而(er)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de)到有效控制和降低(di)。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ji)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tou)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shi)，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ye)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ji)术产业。国债资金向(xiang)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huo)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jian)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jin)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bao)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jie)决。在国债资金(jin)投资结构上，要(yao)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fang)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he)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ji)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ye)结构、产品结构的升(sheng)级，充分发挥国(guo)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he)“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kuai)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guo)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jin)的到位，提高其使(shi)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tou)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li)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zhong)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de)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hua)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tong)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xing)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tie)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tiao)件下，依靠财政投资(zi)支持国家重点建设(she)、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diao)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tou)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qu)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de)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chan)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xu)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wang)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shi)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xi)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jie)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zheng)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cheng)为加强供给管理(li)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hua)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gu)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jie)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wei)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lu)，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mo)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de)税，给内外资企业以(yi)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shou)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ye)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kuan)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zheng)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du)作用，规范和约束(shu)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ge)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ji)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shou)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dou)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pi)，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guo)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da)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de)确定和调整。

4.正确(que)认识财政政策在国(guo)民经济可持续发(fa)展中的地位和作用(yong)。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chang)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shi)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hong)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shi)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zheng)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gu)，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zhan)目标时，要注意掌(zhang)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zheng)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xing)。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jing)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dao)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ji)私人经济部门投(tou)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zuo)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zhong)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he)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de)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mu)标的实现及其风(feng)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ta)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du)的密切配合。我(wo)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bi)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ke)观要求，特别是在(zai)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yao)确保其公开性、公平(ping)性、公正性。财(cai)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yu)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cha)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zhi)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que)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min)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chu)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ji)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rong)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chu)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min)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xin)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qu)消产业准入方面的(de)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zhi)，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guo)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min)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ke)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zi)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ben)开放。

货币政策(ce)由“从紧”转为(wei)“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kong)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dui)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guo)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xu)、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de)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hua)、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zai)我看来，适度宽松的(de)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zhong)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cha)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yong)时所面对的宏观经(jing)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bi)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shi)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de)宏观经济政策，其实(shi)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de)时间过程，拉动经(jing)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huo)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jiang)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shi)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li)，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ji)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hen)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zheng)策选择，与我国现实(shi)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zhong)政策无论是在质(zhi)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shi)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ke)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de)、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he)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bian)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huo)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zheng)策、利率政策、汇率政(zheng)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de)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shi)放松的，尽管它们在(zai)政策实施过程中的(de)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zhang)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zhu)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lu)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shi)施过程中承担着(zhe)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di)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dao)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yu)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du)。

适度宽松的货(huo)币政策旨在拉动(dong)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wen)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zhong)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ye)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kuo)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zi)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shui)平，降低企业的(de)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qi)，是有利于刺激企业(ye)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zi)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da)背景下，要提高投资(zi)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hui)拉动经济增长的(de)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ce)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hui)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deng)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he)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qian)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yi)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bi)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diao)控功能。仅以央(yang)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de)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qie)”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kuan)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de)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pin)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ke)实行相对较低的存(cun)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xing)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ji)的协调发展，落实科(ke)学发展观。

消(xiao)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yin)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de)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fang)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dui)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de)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jiu)业机会以拉动消(xiao)费。同时，货币政(zheng)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ce)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he)，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财政比较猛烈，因为是(shi)把钱直接扔到了想扔的地方。比(bi)如政府想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就直接(jie)把补贴放到农民手里了。一拿到钱(qian)，购买力马上就上(shang)来了，然后GDP,CPI就跟着上来(lai)，效果非常猛烈。

如果不(bu)是转移支付而是政府购买，比如基(ji)础设施建设什么的，对GDP的刺(ci)激就更明显——政府支出本身就(jiu)直接提高了GDP。

货币政策就间接、温和、皮(pi)里阳秋得多了。货币量的调整（利率的调整）短期的效果肉眼根本(ben)看不到。政策外部时滞要好几个(ge)月，异常缓慢。

这点差别从两(liang)种政策的性质上也(ye)可以看出来：财政政策相当于直接运用(yong)现有GDP进行收入再(zai)分配，而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调整利(li)率来调整各种经济活动的成本，从而影(ying)响经济决策，进而来影响(xiang)GDP（收入）。所以，显然前者要更(geng)猛烈一些。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jing)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zheng)策来调节总需求(qiu)。增加政府支出(chu)，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jia)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zhong)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jia)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shao)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jia)国民收入。

狭义(yi)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jing)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zeng)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guo)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he)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he)措施的总合。

广义货币政策：指政(zheng)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bu)门所有有关货币方(fang)面的规定和采取的(de)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kuo)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ze)的改变等）

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后者的(de)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men)，他们往往影响(xiang)金融体制中的外生变量，改变游(you)戏规则，如硬性限制(zhi)信贷规模，信贷(dai)方向，开放和开发金融市场。前者则是中央银(yin)行在稳定的体制中利用贴现率，准(zhun)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达到改变(bian)利率和货币供给(gei)量的目标。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shi):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摘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zheng)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diao)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shi)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ce)，来调整社会总供(gong)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二者既(ji)各有侧重，又紧(jin)密联系，必须准确(que)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zhe)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diao)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zheng)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zhan)。国家对社会资金供求的调节应(ying)尽可能避免行政干预，而应(ying)主要运用经济手段(duan)加以引导，当货(huo)币政策效果不明显时(shi)，财政政策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带动作(zuo)用。同时，保持一(yi)定规模的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调控的(de)重要手段，而且也可(ke)以为中央银行发展(zhan)债券市场开展货币公开市场(chang)操作提供必要条件，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财(cai)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shi)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de)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zhu)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xing)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guan)系。二者既各有(you)侧重，又紧密联系，必须准确(que)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ju)实际情况协调而灵活运用财政(zheng)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hui)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xu)快速发展。

一、财(cai)政向银行发放国债(zhai)规模的大小是调整货币供应(ying)的重要渠道

在当今社会，一国货币总量指的是(shi)以货币单位表示的(de)社会货币购买力(li)总额，主要包括现金（或现钞）和银行(xing)存款（“存款货币(bi)”），其中，银行存款(kuan)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现金所占比(bi)重则很小。因此，所谓(wei)货币投放，绝不仅指现(xian)钞的投放，而更多(duo)的是指存款货币的投放。目前一国货币投放的渠道主要有：1、中央银行购入发钞(chao)储备黄金（或其它储(chu)备物资）；2、央行购买储备外汇；3、央行购买国债或给予政府（财政）透支；4、央行向各(ge)类贷款银行发放贷款，或(huo)者买入贷款银行持有的国债、央行票(piao)据、金融债券等，并通过贷款(kuan)银行向社会发放贷(dai)款；5、贷款银行吸收存款后，除交存(cun)央行一定比例的存(cun)款保证金或保持一定的备付金存款外，向社会发放贷款，并形成贷(dai)款投放的乘数效应；6、央行外的各(ge)类银行购买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外(wai)汇等。另外，从整个国(guo)家货币购买力总额看，境外资金流入和(he)本国货币流出境内也(ye)会影响社会货币总量（这要进行净流(liu)入或净流出量的具体分析）。

我国目前(qian)货币投放最具有调节余地的渠道，一是(shi)银行贷款，这也是货币投放最(zui)主要的一条渠道；二是各类银(yin)行购买国债并通过财政(zheng)开支向社会投放货币。其它(ta)渠道投放货币的伸缩余地都是有限的(de)。这里，财政增加向银行发放(fang)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增加货币(bi)投放（因而也会形成财(cai)政投放的乘数效应）；财政兑付向银行发放的国债，就意味着(zhe)银行减少货币投放（增加货(huo)币回笼）。也就是说，财政收支不仅也体现为社会(hui)货币的收付，体(ti)现为社会货币的再分配，而且财(cai)政向银行发放国债规模(mo)的大小就是调整货币供应总量的(de)重要渠道。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bi)政策紧密相关的重要(yao)表现。

二、运用两(liang)种渠道，有效调节货币供应总量(liang)特别是“流通货币量”

一般来讲，社会货币总量(liang)就是以货币表示的社会购买(mai)力总额，即社会(hui)总需求，但从某一时间段看，社(she)会货币总额中总会有一部分脱离社(she)会生产流通领域而沉淀下来，并不形成(cheng)当期实际的购买力。因(yin)此，社会货币总量又(you)可以划分为“流通货币量”和“沉淀(dian)货币量”两部分。真正影响一定时期社(she)会有效需求的，不完全是社会货币总(zong)量，而主要是流通货(huo)币量。当然，流通货币量的(de)变动与货币总量的变动是有密切关(guan)系的。

从货币政(zheng)策和财政政策对社(she)会货币总量，特(te)别是流通货币量的(de)调节作用看，二(er)者又有明显的差别，是不能相(xiang)互代替的。

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对(dui)象----银行贷款投放货币(bi)的情况看，贷款投(tou)放形成的资金属于债务资金，一般有规(gui)定的贷款期限，到期要(yao)还本付息，贷款利息就是贷款资金的(de)价格或成本。因此(ci)，贷款投放更像是(shi)资金的买卖行为，能否投放出(chu)去，以及实际投放多少，取决于买卖(mai)双方的意愿和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而并非是无条件的(de)。其中，银行可以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he)贷款条件来增加贷款需求，但降低利率对贷款需求的刺激作用是有(you)限的，特别是在一个缺乏充分成本效(xiao)益意识和约束的社会更是如此；而不(bu)计成本、不顾风险(xian)地滥放贷款也是不符合银行经营原(yuan)则和监管要求的，是要严格控制的。银行贷款的增长(chang)从根本上讲，决定于借款人对未来收入(ru)或投资回报的预期和信(xin)心。在面临贷款有效需求不足，存(cun)在通货紧缩压力的情况下，通过扩(kuo)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货币需(xu)求的作用往往是非常有限的。但是(shi)，在社会贷款需求旺盛，流通货币量(liang)增大，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情(qing)况下，银行作为货币供(gong)应者，在控制货币投放(fang)方面的作用却会远远(yuan)大于其在扩大货币投放方面的作用。另(ling)外，银行通过提高或降低(di)存款利率，可以在(zai)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hui)存款意向，从而在一定(ding)程度上调整沉淀货币量(liang)和流通货币量的比例，但(dan)社会存款意向同样受多种因素影响，特(te)别是还受到未来收(shou)支预期变动的影响，单纯的利率调整(zheng)对存款的调节作用(yong)也是有限的。

从财政政策对货(huo)币总量和流通货(huo)币量的影响来看，在社会存(cun)款意愿强烈，投资和(he)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发行国(guo)债吸收一部分社会沉淀(dian)货币（包括银行沉淀(dian)资金），并通过财政开支投放出去，可以直接而有效地调节当期沉淀(dian)货币量与流通货币量的比例，并通过改(gai)善投资环境带动民间投资，改(gai)善社会收支预期，增(zeng)强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需(xu)求的增长。但发行国债是国家对社会(hui)的负债，是要归(gui)还的，因此，必须保证国债投资的(de)质量和效益，并(bing)要避免因增加财政投资而产生对民间投(tou)资的“挤出效应”。国债发放的总量(liang)必须控制在财政可以(yi)承受的范围以内，避免造成(cheng)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还必须看到，财政投资是一种(zhong)权益性投资，它代表着对(dui)被投资企业或项目的所有权，因而享有对被投资企业和项目的管理(li)、分红和处置的权力，但却(que)没有要求其归还投资的权力。这就(jiu)意味着财政扩大投资后，一(yi)旦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需(xu)要控制货币投放时，要收回投资是(shi)相当困难的，对(dui)一些投资期限较长的项目，如果(guo)匆忙停止后续投资，还可能造(zao)成重大损失。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仅在不同(tong)情况下对调节货币总量，特别是流通货币量(liang)的影响不同，而且银行贷款与财政投(tou)资的性质也是完(wan)全不同的。要正确认识(shi)和准确把握二者的本质特征和(he)根本区别，充分发挥其应有(you)的职能作用，而不(bu)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我国曾实(shi)行过“拨改贷”，将(jiang)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拨(bo)款（投资）改为统一由银行贷(dai)款解决，这尽管为解决一(yi)定时期的特殊问题发挥(hui)过积极作用，但却带来了新的影响深(shen)远的问题：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财(cai)务负担沉重；将由财政解决的拨款(kuan)改为银行贷款解决，使银(yin)行失去了贷款控制的标(biao)准和自主性，银行成为财(cai)政和计委的出纳；银行(xing)贷款代替拨款，使企业获得贷款不(bu)还的理由（投资是(shi)不存在归还问题的），因而造成对国(guo)有银行严重的贷款不还(hai)的企业诚信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men)认真吸取教训的。

应该强调，财政(zheng)政策是国家意图的体现，尽(jin)管政策制定的内部时滞(zhi)可能比较长，但一经确定，其实施带有(you)强制性，外部时滞却非常短。而货币政(zheng)策则主要依靠调整存贷款(kuan)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票据再贴现利(li)率和再贷款利率等，间接地调整民间存(cun)贷款意向和银行贷款意向等，经过(guo)多道环节的传导才能产生(sheng)效果，因此，其外部时滞(zhi)是比较长的。为推动市场机制不断健全(quan)，国家对社会资(zi)金供求的调节应尽可能避免行政(zheng)干预，而应主要运(yun)用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在这种情(qing)况下，当货币政策(ce)效果不明显时，财政政策就(jiu)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带动作用(yong)。同时，保持一(yi)定规模的国债，不仅(jin)是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且也可(ke)以为中央银行发展债券(quan)市场开展货币公开市场操作提(ti)供必要条件，增强货(huo)币政策传导机制的(de)有效性。可见，货币政策与财政(zheng)政策必须密切配(pei)合、互相支持，而不能相互(hu)代替、互相推脱。

三、对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调(diao)控的把握标准

货币总量或社(she)会总需求的调节是非(fei)常复杂的事情，要准确把握(wo)调节的方向和尺(chi)度是很难的，但又是必须加以明(ming)确的关键问题。

我们知道，调节货币总量和(he)流通货币量的目的主要是(shi)保持国民经济适度稳定增长，保持(chi)物价的相对稳定，从而保(bao)证最大程度的劳动就业、社会稳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等。据(ju)此我们可以肯定，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增长(chang)率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国民经(jing)济（一般以国内生产(chan)总值GDP表示）的增长目标和居民消(xiao)费物价总指数的变动目标。保持多高的(de)经济增长速度或浮动(dong)范围，消费物价总指(zhi)数的波动控制在多大的范围之内，需(xu)要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计划指(zhi)标予以研究并报全国人大核定。这(zhe)两大指标确定后，即可据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控制目(mu)标。

由于(yu)货币投放或回笼对GDP的影响具有滞后(hou)性，所以货币量目(mu)标增长率还受货币(bi)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关(guan)函数（简称“关系函(han)数”）的影响。这一关系(xi)函数的准确确定，对(dui)准确把握货币供应量控(kong)制目标至关重要。为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避(bi)免货币流通量的大起大(da)落，“关系函数”可按照前三(san)年（或适当时段）货币(bi)总量（近似地以M2表示）和流(liu)通货币量（近似地以M1表示）的增长(chang)率与同期GDP增(zeng)长率比值的平均数来分别确定M2和(he)M1的关系函数。在此基(ji)础上，再将目标实施过程中发(fa)现的重大事项可(ke)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作为“调整项”考虑进去，即可确(que)定M2和M1的目标增(zeng)长率。计算公式为：M2目标(biao)增长率＝GDP目标增长(chang)率×M2关系函数±物价目标变动率±调整项M1目标增长率＝GDP目标增长率×M1关(guan)系函数±物价目标变动率±调整(zheng)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果M2和M1实际增长率与目标增长率发生较大(da)偏差（如相差3个百分点以上），GDP或物价总指数的(de)实际变动率与目标发生较大偏离（如低(di)于最低目标值或高于最高目标值(zhi)0.5个百分点以上），就应该适当进行反向调(diao)整。这样，货币增长的调节方向和目标(biao)就比较明确了。

确定了货币增长的调节方(fang)向和目标后，就要相应调整(zheng)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货币(bi)增长调控目标的(de)实现。

总之，财(cai)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guan)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既有不(bu)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有着不同的调(diao)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mi)联系、相互影响，必须正(zheng)确认识和准确处理二者的(de)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应(ying)有的积极作用。

财政政策与货(huo)币政策组合方式灵活多样，其也是各(ge)有特点。以下是我精心整(zheng)理的关于财政政策和货(huo)币政策的特点的相关文章，希望对(dui)你有帮助!!!

财(cai)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特点

财政政策特点

在凯恩斯经济思想的(de)主要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现代经(jing)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对任(ren)何经济社会而言，保持充分就业状态的(de)宏观经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shi)情，政府对此有(you)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shi)由于这一经济理论的政治影响，目前(qian)大多数国家政府(fu)实际上都在以各种不同形式推行着审慎(shen)的财政政策，并加以其它(ta)经济政策的配合。所以，在(zai)各国政府的财政活动过程里可以找到许(xu)多共同之处，被看作是现(xian)代政府财政政策的一般(ban)特点：

一 以稳定经济为基本目标的(de)财政政策

现代经济(ji)生活中，虽然政府的财政活动有助(zhu)于各种目标的实现，但政府的(de)能力、财力毕竟是有限的，而(er)且广泛干预经济生活是要付出(chu)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的。所以(yi)，多目标的财政政策在特定(ding)时期里实际上只(zhi)能以实现有限重要目标为主。就战后(hou)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财(cai)政活动实践来看，现代财政政策多以稳(wen)定宏观经济为基本目标--经常性(xing)地保持国民经济处于低且稳定的(de)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状态。充分就业(ye)是指这样的一种经济状态，在现(xian)行劳动市场确定的工资水平下，每个愿(yuan)意工作的人都能够(gou)找到工作岗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政府经济目标的充分就业则是指(zhi)维持经济社会的失(shi)业率不超过社会可能接受的水平。例如(ru)，60年代美国政府(fu)把不超过4%失业率的国内就(jiu)业状况就看作为达到了充分就业目标(biao)，后来这个指标有所提高，80年代上升为5.5%。

一般情况下，宏观经济(ji)波动是市场经济(ji)的常态，经济衰退(tui)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fa)生，引发诸如就业不足、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经济问(wen)题。那么，解决问(wen)题的可能办法之一就是要求(qiu)政府审慎地交替使用扩(kuo)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对(dui)商业周期进行人为的补偿。其可行性已经在理论(lun)上得到证明。交替运用扩张性财政政(zheng)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来维(wei)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成为战后大多数国(guo)家政府财政政策的共同特点(dian)，与高度发达的市场(chang)经济离不开政府有效干预(yu)这一客观事实相一致。尽管(guan)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jing)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财政(zheng)政策制定往往以单纯刺激经济(ji)增长为目标，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机(ji)制作用的深化，以及(ji)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成长、壮大，稳定宏观经济也会自然而然(ran)地成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yao)目标。各国政府在推行“稳定政策”时所采用的具体措(cuo)施、干预重点、介入(ru)时间可能是不同的，但(dan)是这种政策的作(zuo)用机制却大体相同。

二 以(yi)开支调节为主的财政政策

稳定(ding)政策的实施，要求(qiu)政府根据对变化的国民经济形势(shi)所做的判断，相应调节税收收(shou)入或财政开支以影响经济(ji)社会的总需求。然而，为达到宏观经济稳(wen)定的目标，政府是要变动税收(shou)，还是变动开支，或是同时变动税收与开支，这(zhe)往往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xu)认真研究的问题。有关理论的(de)分析说明：实施以开支调节为主的(de)稳定政策，其政(zheng)策效果相对要好一(yi)些。

理论分析(xi)进一步发现，和政府开支(zhi)变动相比，(除了一次性总付税外(wai))税收变动对经济活动主体(ti)的经济行为一般会产生两类经济(ji)影响，即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效应是指税收引起人们(men)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减少，在其它不变条件下(xia)，造成经济社会购买力相应减少;替代(dai)效应是指税收引起人们经济行为(wei)的改变，即人们为了减少税负(fu)担而改变在可供替代的经济(ji)行为之间的选择。替代效应通常会改(gai)变经济社会原有的相对价格体系，导致人们为了减轻税(shui)负担而相应地调整各自的(de)经济决策。这种经(jing)济行为的调整普遍带有不同(tong)程度的盲目性，在大多情况(kuang)下会造成社会经济福利的下降。

基于以上认识，在实施稳定政策时(shi)，各国政府通常会尽可能(neng)地保持税收政策相对不(bu)变以减少稳定政策本身对宏观经济过(guo)程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某些国家的实践又表(biao)明：在开支调整的同时，适(shi)当地对税率进行“微调”可以减少预(yu)算盈余(预算赤字)给政府财政活动带来的压力。一般情况(kuang)下，人们可以从政府财政开(kai)支总量的变化、开支结构的变化(hua)大体上推断出现行财(cai)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主要影响，包括对国民收入变动方向的影(ying)响、对国民收入变(bian)动规模的影响、对(dui)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对(dui)促进经济长期增(zeng)长因素的特定影响等等。

中国货币政策的(de)10大特点

一、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转轨(gui)过程中还是普遍(bian)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diao)防范通胀。

二、中(zhong)国货币政策采取了多目(mu)标制。我们说中国货币政策采(cai)取了第一保持低(di)通货膨胀，第二是推动经济合理增长，第三是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第(di)四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mu)标做法。在本次金融危(wei)机之前全球比较流行的政策作(zuo)法就是单一目标，就是只是低通货膨(peng)胀。另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单一目标(biao)和单一工具，工(gong)具指短期使用政策性利率。也许(xu)有人议论多目标不好掌握，多目标跟过(guo)去计划经济传统(tong)有一定的关系。

三、高度重视金融(rong)机构的健康化，强调(diao)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

四、货币政策的手(shou)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se)彩的手段逐步转(zhuan)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

五、适应亚洲金融危机(ji)后的变化，准确把握汇率改革进程。

六、就(jiu)是跟刚才汇率相比，阶段性的国际收支(zhi)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bi)较长，会使货币供应量明(ming)显加大，市场流动性明显过剩，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大(da)家可能在那个阶段都有所体会。

七、率先启动宏观(guan)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ce)的工具箱。

八、配合(he)金融改革进程来把握利率市场化和利差(cha)形成。

九、应对本轮国(guo)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fan)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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