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是一场由华尔街金融机构和美国家庭共同参与的盛宴，其中，低利率、零首付、活跃的交易、踊跃的买家、丰厚的佣金和奖金、坚挺的股价和巨额的联邦税收共同构成盛宴的菜肴。多年以来，在这场美国人开怀享受的盛宴中，中国充当着一个天真质朴的菜农的角色：把大量的珍贵而稀缺的土地、矿产、稀有金属、初级产品、产业股权、金融股权换来的昂贵外汇转变为美国国债和次级债，为这场盛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最重要的原材料：美元。中国投资于“两房”次级债约2700亿美元，整个次级债的投资规模在5500－7000亿美元之间，而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仅持有270亿美元次级债。今天，盛宴已经结束，到了埋单的时候，全世界把目光投向了怀里抱着一万多亿美元应收款的菜农：中国。目前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参与美国救市的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给宴会提供了食物的菜农是否应该借钱出去继续为食客埋单的讨论。
其实，不需要华尔街复杂的数学模型推算，只需要菜市场的小常识就可以得出答案：菜农不应该继续埋单。也许，西方精明的政治家、驻华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和满腹西学的国内学者会罗列出无数埋单的理由，然后游说甚至施压，但是，中国应该懂得止损，拒绝埋单，同时守住自己的菜园子，避免在风暴中受到更大的打击。理性看待西方的“表扬潮”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正在考验着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行动能力。只有独立思考、自主行动，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救你的，我救我的”之策略，才能减少损失，保全自己。为此，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创造一个货币供应状况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西方教科书的教条把供给和需求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要素，这导致中国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们遗忘了市场经济的第三个更为重要的主导性因素：货币因素。货币供应量既影响着供给，也影响着需求。造成中国经济陷于目前被动局面的直接原因是人民币升值与紧缩货币供应量之间的错误组合。因此，拯救经济的第一步是把存款准备金率降到8％之下，把回笼不当的数万亿人民币释放出来。降息是次要的。对于众多被30％甚至100％民间拆借利率压榨得濒临死亡的中小企业来说，银行贷款利率下调没有实际意义，关键是释放出货币，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
第二、创造一个宽松的直接融资环境。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股票指数最大跌幅超过了70％，社会财富损失超过20万亿，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陷于停顿。股市暴跌的直接原因是央行的货币供应量没有跟上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流动性需求。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拯救的不是美国的股市，而是中国的股市。政府应该通过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向股市提供2万亿人民币注资，这笔资金指定用于“大小非”质押融资、大股东和上市公司增持或回购股份、向二级市场投资者提供信用融资交易等。2万亿人民币的注资看似不小，其实仅仅相当于中国政府购买“两房”次级债的资金。在向资本市场直接注资的同时，取消所有限制“大小非”流通的限制，取消“大小非”质押贷款资金投向的限制，使得“大小非”成为间接融资的重要工具，并以此减轻“大小非”股东因资金紧张而产生的抛售压力。
取消直接融资的行政管制，提高直接融资的效率。近年来，资本市场95％以上的直接融资被资金相对宽裕的大型企业占有，2家大型公司的融资额往往可以挤占1000家小型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大型公司资金闲置，使用效率低下，对提高社会就业和改善民生作用不大，因此，必须提高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所占比例，提高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效率。提高直接融资效率的关键是取消中小企业上市和融资的行政管制。证监会从何处获得授权可以规定哪些企业允许融资或不许融资？证监会和发改委剥夺企业融资自主权意味着剥夺了企业的资本自主权。如果由政府机关代替企业行使资本自主权，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富有应变能力的企业群体。因此，证监会和发改委应该把企业融资权归还企业。在目前阶段，对于中小企业募集资金2亿元以下的IPO项目应该取消行政审批，对于上市公司申请募集资金1亿元以下的再融资项目也应该取消行政审批。只要保荐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认可，企业能够符合上市与发行的基本要求，同时，机构投资者愿意认购，那么，只需到证监会发行部备案即可。保增长的重要举措应该是根除企业权利部门化的倾向，向企业放权、放权、再放权。把企业的融资自主权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本自主权从证监会和发改委大楼里移交到企业手中是当前拯救企业、拯救经济、抗击危机的重要举措。
第三、降低实体经济的税收负担，同时，及时开征资本利得税和财产赠与税。实体经济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因此，应该通过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赋来增强中国的竞争力。目前，实体经济税赋太高，而资本利得税和财产赠与税却采取零税赋，这严重消弱了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和社会不稳定。此外，开征资本利得税和赠与税还有利于增强市场透明度、加强市场监管、抑制国际热钱的套利压力。股市的低点是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最佳时期。
第四、启动农村市场、激活房地产市场、拯救股票市场是提高农村内需和城市内需的三大着力点。
启动农村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政府不应该鼓励农民卖地卖房来增加收入，正如不能鼓励农民卖儿卖女来拉动内需一样。现在，必须改变农副产品维持低价对农民的掠夺，同时，必须坚决制止城市资本和海外资本下乡，打着增加农民收入的旗号对农民房屋、宅基地、耕地和主要农产品的掠夺，防止中国农村变成民生凋敝、动荡不安的菲律宾农村。政府应该把对海外债券市场的投资热情转变为向农村投资的热情。
启动房地产市场，拉动城市内需。重新启动房地产必须立足于提供百姓住房保障、降低生活成本、维持制造业竞争力之上，为此，必须抑制和打击投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必须从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殖民地模式”转变为德国式的“民生模式”。商业银行应该向购房者提供低息贷款，政府应该向小面积住房的购买者提供利息补贴，但是，房屋转让的增值部分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余额，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上缴政府。重新启动房地产市场必须基于真实的居住需求，抑制投资性需求、打击投机性需求。
改变股票市场过度超跌的状况，改变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多年储蓄进入股市之后大幅缩水的状况，是提高国内需求的重要工作。
第五、以人民币停止升值甚至贬值来遏制外汇储备贬值的趋势。中国的外汇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同时，国内企业主要以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应该锁定美元。为了改变人民币不合理的升值趋势，一方面应该实施宽松的国内货币政策来对抗泛滥的美元政策，另一方面应该提高能源、资源、粮食、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并与国际接轨，停止稀土等各类战略资源及其初级产品的出口创汇，限制甚至禁止海外资本在农业、矿产、物流、核心制造业、国内知名品牌企业、金融产业的并购，彻底封锁海外垃圾美元在中国本土落地的机会，从而抑制海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套利活动，抵御热钱的攻击。通过调整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可以有效地抑制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同时，从汇率角度维持本土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仅仅采取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应该从基础设施、形象工程、企业投资等生产性支出方面转变到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和低收入者生活保障的投入和补贴上来。长期而言，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已经不可避免，中国无法逆势而动，也无法独善其身，紧盯CPI的紧缩货币政策已经给了我们沉重的教训。因此，为城乡居民打造一个坚实稳固的民生安全网应该成为新时期财政支出的重点。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否由外需主导型经济顺利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并平稳地度过本次全球经济风暴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