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旦打开所有内容，它就不受发起者主观意愿的控制大连港股吧。 我们看到的许多改革结果从一开始就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意图。 改革本身也具有“掌控权”。
中国的改革是如何进行的？ 经济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将如何突破？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张维颖出版了一本新书《改变了中国的东西：中国改革的全景与道路》，回顾了未来，阐述了为什么以及如何改革市场经济，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未来方向的预测。
7日，本报记者赶赴北京与张维英教授面对面，对书中提出但尚未发展的一些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社会关注和其他问题。
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
在社会转型时期，如果要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明的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选择。
关于“重新开始”
阅读+：一些学者建议，有时领导人需要站出来并向前推动改革。 如果现在进一步推动改革，您认为动力将来自何处？
张维颖：改革的动力可以是社会的共同力量。 重要力量之一来自领导者，他们的领导在特定的社会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宪法制度的建立主要基于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等人的开国元勋，这为美国带来了数百年稳定的基石。
在社会转型时代，如果要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明的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选择。 一旦我们建立了法治，社会将有序地进行，个人的作用将相对不那么重要。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害怕强壮的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而就让他们一个人呆着。
当然，强人政治，有能力的人政治和有智慧的人政治都是偶然的，很难找到。 如果机会不好，强者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很可能使该国的发展方向相反并造成灾难。
最底层的人民的思想对精英和政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必须实现积极的互动，而不是零和博弈。
阅读+：您认为进一步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颖：核心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法治社会。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强大，越强大，人民的独特面孔就越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的历史。 通过革命，英国将王权限制在议会和法律上。 在以前的独裁君主制时代，国王总是借钱而不能借钱。 战斗不好。 国力和国防很薄弱，人民没有面子。 革命后，英国政府的借贷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其防御能力得到了增强，许多胜利得以抗衡，并且该国的大篷车得到了保护。 是什么促成这一变化？ 事实证明，您的国王在耍花招，对人民行事。争是需要财政支持的。
可见，权力受到限制，政府受到约束，不等于国力会打折扣。纵观全世界，什么性质的政府最强大？法治国家的政府最强大，有限政府最强大。反倒是那些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并不强大，在国际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所以，下一步改革，首先要把政府行为放在法律之下运行，建设有限责任政府。
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各自都是有选择权的，都是参与博弈的力量。只有老百姓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了，才有可能实现法治社会了。
读+：你说中国改革有时“假戏真唱”，有时“真戏假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改革方案呢？
张维迎：真戏假唱或假戏真唱，包涵着一种改革的策略、智慧。历史上很多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所有的方案，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小平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告诉我们究竟要去哪。
改革到了今天，出现一些好的结果，也有一些坏的结果，小平当年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比如土地包产到户，当时大家认为一年一包，提高产量解决温饱就成，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一年一包的做法使得农民不会对土地作长期投入，比如施肥、兴修水利等。后来就接着改，一包就是5年，10年，30年。
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好多东西都是“有意识设计的非意识后果”。计划之所以不行，正在于人的无知，不可能预计所有事情的后果。人的本性需要自由，安全感。而只有解除束缚，人们才能发挥各自的创造性，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竞争解放生产力
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关于地方
读+：你很早就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发挥了巨大作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张维迎：多个计划经济比一个计划经济要好，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竞争的结果就是计划经济逐一破产，一个个垮台，市场最终出来收拾残局。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地方政府竞争就跟国家间的竞争一样，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变革、解放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是社会如果总要依靠权力来维护竞争的局面，那么竞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停滞不前。
读+：张五常等学者曾提出，偶然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是“五千年最好”的制度安排。有些学者担心这个过程会被变革打断，你怎么看？
张维迎：现在很多人担心地方政府竞争的进程被打断，也有道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地方自治非常重要。要实行法治，这是绕不过的话题。我希望决策层能够通盘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个人，我们不要凡事都呼吁政府干预，动辄呼喊“怎么政府也不管管！”这是缺乏自立和独立精神的表现。普通人要养成没有政府自己也能协作办事的能力和习惯。
以慈善为例，这本身是一个民间的事物，但是在我国基本是政府在做。政府做慈善就不会有真正的慈善，老百姓的责任和爱心都会大打折扣。有人在性格上喜欢大政府，有人则喜欢小政府。美国有调查显示，喜欢大政府的人在社会公益方面往往还不如喜欢小政府、信奉市场的人热心、积极。相信市场的人都相信个人的力量。而喜欢大政府的人，则把献爱心看成是政府的事。
读+：前不久你出席某论坛时曾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区位优势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制度优势才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不二法门，你希望地方政府致力于制度创新。以目前来看，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腾挪空间有多大？该从哪里着手？
张维迎：地方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空间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目前地方的束缚主要来自一些精神性的束缚，得过且过，宁可不干事、少犯错。
这样说，不等于说地方政府不能有所作为。比如广东，这么多年一直在试。上世纪80年代很有意思，广东的开放，深圳的开放，其实是中央和地方互动的结果。中央内部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是广东的地方大员们，包括习仲勋、任仲夷，认准了就干。有人跑到中央告状，中央把大员叫来批评一通，勒令做检查。他们回去之后闷不做声，不告诉下属做了检查，因为一旦告诉，他们会泄气。当然，地方大员之所以敢那样做，还是因为中央有小平等人支持他们。
所以，各级领导人的观念在未来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路怎么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勇气。其实在制度创新上努力，个人声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这种超越物质利益的观念收益，未尝不是一种利益。一个人要么改变别人的理念，要么被别人改变理念。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他的观念和行为会让更多人受益。
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要让企业家对政策有安全感
关于经济刺激
读+：当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前，你就公开表示过反对。面对如今的经济困难，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张维迎：如今的局面跟当年的刺激有密切关系。一个人本来是聋了，结果给治哑了，现在又开始研究新的治疗方案；这方案可能把那人治瞎。所以，我认为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知道自己的影响有限，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作为企业，他们必须做好应有的准备。有的企业自身存在问题，可能活不下去。不要寄希望宏观调控来拯救自己。政府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他没办法的时候只有印钞票，而印钞票无异于饮鸩止渴，全民财富大挪移和大缩水。企业也不要寄希望于客户。客户没有良心，他要你天天讨好他，提供最好的服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企业必须苦练内功。
读+：改革有无可能被形势倒逼着进行下去？
张维迎：形势倒逼改革，是我们这30年一个主要的基调。日子混不下去了，非得改不可。我之所以对改革前景不是特别悲观，原因就在这里。一个国有企业，假如现金流很好，账面好看，它不可能有心思改革。这个时候要想理念战胜利益是很难的。突然有一天，全行业亏损了，怎么办？最近又有会议出台鼓励民营企业的措施，那还不是国有企业指望不上了，回过头又想到了民营企业。
所以当务之急是政策变化不要太频繁，要致力于重新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提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政策的安全感。预期和安全感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什么文字、文件。上世纪80年代，很多改革哪有文件指导？就是脚踏实地地干。大家对改革都有紧迫感，就看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读+： 2004年前后的“郎顾之争”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年政府的诸多决策，引发了“国进民退”，不少改革从此停步不前。当时那样一种社会心态，有没有可能与民意无关，而是被激发和操弄的？
张维迎：当然与民意有关。民间很复杂，对于改革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的确没有多少共识。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兴起，个人博客什么都有了，加上媒体喜欢凑热闹，舆论飞快就沸腾了。当然，媒体的这个特性也无可非议。不能责怪媒体。媒体对理念的塑造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内心强大、有着自己坚定信念的领导人，可能不太容易被社会舆论影响，不容易发生动摇。但是如果自己本身没有理念作支撑，那就只好被舆论牵着走了。
相信时间的力量
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关于中产
读+：你为何认为法治国家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基础上？
张维迎：正常的发财致富者，必然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取得财富。这样的个人和阶层必然有着更强大的责任心，对规则和法制的渴望非常强烈，他们所做的决策也更符合社会普遍需求。即使那些通过不正当不公平规则致富的人，不是依靠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会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需求，因为他的财产需要保护，子女对财产的继承需要切实的保障。哪怕他就是一个小偷，他在偷盗之际无视法律，但是一旦得手了，就会希望自己的财富不要再被人随便偷走。所以，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健康的发财致富者越多，社会越良性。市场社会的流动性很强，极少出现依靠继承财富而致富的贵族。通过市场竞争而致富的社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只有那些特权遍地的社会才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读+：你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和现状有着怎样的观察？
张维迎：中国究竟有一支多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不好估计。由于我们的环境，很多人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价。但是你可以通过那些富豪榜进行观察，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房价，都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还有奢侈品市场，他们的客户如今大多来自中国。
读+：你很强调观念传播的作用。有一个困境，那就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能直接说出口，而一些错误的观念却可以凭借“正确”大喊。对于这种观念传播上的“不平等”，你有没有具体感受？
张维迎：在我国的观念竞争中，有一些观念天然就要冒风险，有一些天然不用冒风险。观念的变革是我们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的一部分。很多所谓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是不真诚的，带有投机成分，他们并不真心相信自己的观念。
对于观念竞争的终极结果，我本人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好的观念会深入人心。我对改革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所谓谨慎乐观，就是从长远看，我是持完全乐观态度的。
慧聪书院位于现代化的中关村大街旁，紧邻新中关购物中心，是一幢低矮的四合院。天井中种有松柏，树枝上挂着鸟笼，鸟鸣瞅瞅。7日下午3时，张维迎身着浅蓝色T恤，应约准时出现在天井之中。
1959年生于陕西吴堡县一个普通农家的张维迎，父母并不识字。他25岁获得西北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同年即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他入牛津大学读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目前为北大经济学教授。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他在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大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
他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发表的看法，经常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6年3月，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
去年7月，他出版了《市场的逻辑》一书。今年7月，他再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张维迎善于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经济学道理，其著名言论有：
“政府审批公司上市，就好比新人去政府部门领证，长得不好看的，政府不让结婚，不给办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类似的生动言论还有很多。面对中国改革千头万绪的难题，他喜欢从最实际、最可能达到效果的角度切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措施。但是由于他的过分务实，很多观念超出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比如他提出：与其任由“三公”等腐败行为任意侵蚀财政，不如从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块补贴官员，用度超出部分由他们自理，有盈余则让他们落袋为安。他的“金钱赎买权力”论，被认为可以有效控制财政无限度支出，但却不能被大众接受。
他对凯恩斯主义的高度警惕，对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再公开反对，让他在政府一方有时候也觉得难以接受。
7日，面对本报记者侃侃而谈时，他始终面带微笑，但其间也自嘲了两次：“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就当是立此存照吧”。
